7月15日，上海大学文学院世界史高原学科邀请了来自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朱莉·格林（Julie Greene）、山东大学人文社科教授王心扬、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剑鸣，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在上海大学文学院进行了一场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是“重思美国史与劳工史的疆界”，朱莉·格林教授与王心扬教授分别就美国劳工史的全球史转向以及美国劳工史中的“种族”与“阶级”对该主题展开讨论。
劳工史与全球史
谈及全球史（global history）这一近年来十分热门的历史学研究视角，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全球史基本囊括了我们所能想象到的与“历史”和“全球”有关的一切主题，如全球环境史、海洋史、民族史、生物史、全球商品、全球化现象等等。中国对于全球史这一风潮也十分重视，近两年美国学者约翰·R·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的《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美国学者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的《棉花帝国》（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日裔美籍学者入江昭的《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的《全球史是什么》与《全球史导论》相继出版。
运用全球的视野来看待移民史与劳工史，乃至美国史，是朱莉·格林教授在本次讲座中对于全球史的实践。格林教授在讨论的一开始便引用了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美国黑人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中所提到的：“我们必须要用全球的视野来看待美国历史。”杜波依斯认为，黑人奴隶制度的推翻反而增强了美国的帝国主义，劳工在美国实现了民主，为自己争取了权利，他们与美国的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奴役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这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一大讽刺。在此过程中，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阶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全球视野有助于我们拓展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因此，为了充分了解这一阶段的历史进程，我们必须用全球的眼光来看待美国的历史。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朱莉·格林教授解释了“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和“全球史”这两个术语的内涵：跨国即意味着我们不再仅用既定疆界来作为历史研究的范围，提醒人们注意资本、人口和文化等要素在不同边界之间的流动，将历史进程看成是一个动态的、不同地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而全球史不仅关注这一跨国交互的进程，更关注全局的动态及其对地方所产生的影响。

朱莉·格林
那么，为什么使用全球史视野，却依然还要把美国这一国家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呢？
格林教授认为，美国史的全球化也是全球史议题的一部分。在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美国获得了一个横跨北美、加勒比、中美和太平洋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殖民帝国。将美国史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中去观察，分析美国的国家战略，能更加清晰地看出美国在全球劳工迁移中所扮演的位置。此外，全球视野使人们重新审视“阶级”这一概念，进一步思考工人与工人、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人们不得不去回答这一问题，即如何定义工人阶级。汤普森（E. P. Thompson）认为，当工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工人一起分享利益时，阶级产生了，我们通常在工人联合起来或者罢工的时候感受到阶级的存在。但对此格林教授持不同的观点，她认为，阶级关系并不只在工人们自己产生阶级意识或者发现自己与他人共享利益时才运转，工人阶级并不一定会罢工或者组成党派，意识到阶级关系的力量，才能更加理解为何有时工人群体会做出一些人们预期以外的事件。与此同时，阶级身份往往是与工人们的其他身份交织在一起的，如国籍、性别、肤色、种族等等。比如，当我们在研究美国妇女史时，若我们只注重妇女在家庭中的关系，而忽视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妇女——本身的阶级身份，我们便很容易遗漏掉一些重要的信息。只有充分了解我们在进行全球史研究时所使用的术语，理清研究对象身上交缠的多重身份，才能真正做到用全球视野来看待历史。
“移动帝国”
在美国扩张自己全球影响力的过程中，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十分关键。格林教授引用了斯托勒（Ann Laura Stoler）的观点，即美国是一个将“流动性”作为工具来进行统治的国家，美国的扩张方式与我们所理解的传统欧洲帝国殖民主义方式不同，很多人把美国放在帝国扩张的边缘位置，认为美国是个例外。但斯托勒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反常的帝国，而是一个典型的帝国，一个完美的例外人口生产国，例外的空间，例外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美国的特殊性在于运用这一全球流动性，招募了来自北美、加勒比海、南欧和亚洲等地区的劳工，为建设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服务。这是一种跨洋的新型劳工关系与剥削方式，美国这一“移动帝国”依靠“流动性”对劳动人口进行统治、训练和管理。为了更好地控制地方劳工群体，当时的雇佣者认为最好不要用当地的劳工，因为当地人所组成的劳工群体较外来人口具有更大的力量，因此一大批来自波多黎各的劳工被送去夏威夷工作，而夏威夷人被送去加利福尼亚，中国工人被送去菲律宾等等。全球范围内来自不同地区的劳工在这一网络中被送往不同地方。
流动性并不仅仅是美国的工具，工人们自己也意识到流动性的存在并用其为自己争取利益。以夏威夷为例，1898年，美国吞并夏威夷，美国的资本随机涌入并接管了很多当地的制糖工业。由于美国政府在夏威夷实施排华政策，使得当时的种植园主十分依赖来自日本的劳工。日本劳工统治着当时的夏威夷工人市场，他们开展工人运动，通过罢工等方式，要求更高的工酬以及更好的工作环境。美国种植园主想要新的工人来源，以此来替代当时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和社会力量的日本劳工。种植园主所面临的一大阻碍来自美国政府，其时的美国政府希望移居到夏威夷的人口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能成为好公民的人，而种植园主则想要以个人为单位的劳工，如何平衡这两种需求便是一种挑战。最后，来自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工人进入夏威夷的劳工市场，打破了日本劳工的垄断地位。
正如朱莉·格林教授在自己的文章里所谈到的，在美国建立移动帝国的同时，它也在数十万——也许是数百万——移民中产生了一种世界性的世界观。（Movable Empire: Labor, Migration, and U. S. Global Power During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 The Journal of the Gli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 15 (2016), pp.14-15.）只有通过全球视角，我们才能去分析这一流动性对于国际移民身份塑造和自我认知所产生的影响，例如一个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劳工，如何看待自己在美国领土上的位置，是否会觉得低人一等？他们如何看待自己身上的多重身份，肤色、种族、阶级等方面的因素是如何塑造他们的生活，帝国和阶级又是怎样相互作用，最后将这些全球劳工拉入美国的扩张轨道之中？将美国劳工史纳入全球史的视野里，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的全球力量，进一步梳理劳动领域与工人阶级的历史，在全球史冲击下所涉及的理论和概念挑战，推动了历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美国劳工史中的种族与阶级
王心扬教授的演讲聚焦于美国劳工史上的“种族”与“阶级”，“种族”和“阶级”是美国劳工史上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它们影响着白人工人的世界观和工人运动的方向。但是，对于哪一个因素在劳工运动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人们意见不一。一些学者将“阶级”置于“种族”之上，理由是在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关系构成了基本的社会结构。其他关系则是从属关系，必须在这种背景下加以审查。归根结底，种族关系是阶级关系。另一派，或许更具经验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坚持认为“种族”实际上在塑造白人工人的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了更为关键的作用。换句话说，白人工人的种族意识超过了他们的阶级意识。但在王心扬教授看来，这两个群体都倾向于只关注其中一个因素，而忽视或忽略另一个因素。因此，他的观点是：只有考虑到时期、地理、经济情况等多种因素，我们才能确定在什么情况下“种族”优先于“阶级”，在什么情况下“阶级”优先于“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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